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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陆家嘴金融法治讲坛第九讲——互联网金融之刑事政策分析
 

 

 

523日晚,“陆家嘴金融法治讲坛”第九讲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上海厅举行。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指导,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宣办、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总工会、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学会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为学术支持机构,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承办。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陈春兰在致辞中指出,上海要实现在2020年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法治建设是基础。要营造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政策法律环境,整个金融行业,特别是金融创新领域的金融从业人员,其法治意识、规则意识的提升则是促进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内部法治保障。陆家嘴金融法治讲坛聚焦当前金融热点,汇聚各路精英和大咖,为金融行业以及从业人员开拓思路,答疑解惑,实践证明这个平台的搭建恰逢其时。讲坛又充分依托了新型媒体的传播方式,通过网络直播,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她提到,司法部门助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既要主动作为,又大有可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要积极培育法治意识,营造法治氛围。在互联网+时代,法治宣传工作要转变地域观念,以传播法治理念,根植法治信仰为目标,使法治文化伴随经济活动得到更有效的传播。二要不断完善法律服务,提升服务能级。司法行政部门,在优化法律业态结构,引导法律服务行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转型发展,在优化法律队伍结构,加强高端、涉外法律人才建设,在优化法律服务产品,引导法律服务行业更好地服务科创中心建设、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用。三要跟国际接轨,打造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委员会、浦东新区民商事调解委员会等相继成立,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司法行政部门在引进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完善商事调解体系、统一商事调解规则、探索商事调解机构市场化方面可以进行不断地探索与努力。

    本次讲坛由浦东新区法宣办主任、司法局局长李宝令主持。

致辞结束后,进入演讲和圆桌论坛环节,上海市律师协会理事、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伟东主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谢杰,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赵景梅,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海清,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裴长利围绕“互联网金融之刑事政策分析”主题,分别从不同角度发表演讲并展开讨论。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从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以及适用的背景和目的出发,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案件的特点及界定方法,以及如何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他认为,互联网金融一般具备融资、针对很多人和“互联网”三个特点。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能够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这样一些技术手段实现有效风险识别和匹配目的,才符合互联网金融的核心的义。互联网金融犯罪涉及到非常广泛的涉众性,集资的参与人遍布全国。如何有效地控制打击范围,即能处罚犯罪,又能够对投资者的需求有所回应,如何实现刑事程序与行政资源的匹配,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谢杰从理论与实务,法律与金融,地方性与国际化,现实的分析与近期、中期、远期互联网金融犯罪以及刑事政策的展望四个维度,对网贷市场、资本市场中的高频交易以及去中心化市场中的区块链以及比特币等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的一些新型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互联网金融涉及到的刑事风险,是由市场机制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引发的。网贷市场中侧重市场机制的问题,而在高频交易和比特币等去中心化金融工具的市场中,可能它的技术上的变革产生了这样一种刑事风险。谢教授通过举例,生动剖析了假网贷与集资诈骗的关系,以及市场机制创新引起的金融犯罪对刑事政策适用的影响。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赵景梅从一线办案的角度阐述了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特征和成立的要件,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区别,并从实务微观层面详细介绍了P2P网贷是金融刑事犯罪领域最为高发和常见的类型。她结合央行发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有关机构和有关业务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发布的《关于非法集资审理案件法院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解析非法集资构成的要件和几种特殊的形式并归纳总结出非法集资行为所具有的公开性、社会性、利诱性、非法性等特点,并通过分享两个典型的案件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和集资诈骗案件进行甄别解析。

针对如何维护涉众案件的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海清认为,单纯的依靠刑事手段不能解决所有的风险和社会不良影响,在互联网金融案件中,刑法手段不是万能的。而现有的司法实践,对于投资参与人的一切民事行为,往往只要进入非法集资范围就全部纳入刑事处理程序。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式,不仅增加了司法成本,而且抹杀了市场经济中“利益―风险”的对应均衡机制,造成实质上当事人权利保护失衡。故在处理非法集资案件时,应采取更加理性、多样化的方式来处理各类型债务,以实现意思自治与非法集资的制度交融。不同部门应加强联动,多角度去处理案件,保护百姓私权,他呼吁相关的立法部门要完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要创新处置方式,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权益,积极化解互联网金融案件带来的恶劣社会风险。

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裴长利认为,定罪量刑最重要的依据是犯罪金额,互联网金融犯罪金额如何确定一直是一个难题。他对网络借贷的标准模式、平台匹配模式、超级放款人模式、资产管理模式、自融模式等五种模式进行具体分析阐述,并结合不同案例对各类网络借贷形式之下犯罪数额界定的问题进行分析界定。最后,在金融刑事犯罪中,他倡导要考虑民事法律的私权自治理念,努力维护金融秩序和保护民主财产的双重权益,他提出刑事法律应有退让兼抑性,这是两大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

演讲环节结束后进入圆桌论坛环节,各位专家学者围绕金融领域民刑交叉问题、消费者利益挽回问题以及金融领域的创新与监管如何匹配三个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与思想碰撞,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了互动。

关于“民刑交叉下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肖凯回应,在处理涉众性的案件当中,上海司法机关坚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充分运用已有的刑事手段去实现追赃。谢杰认为,在集资诈骗或者非法吸收资产处置过程中,不应当按照现行的严格的先刑后民程序,应该是双轨制,同时并进。赵景梅从公诉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当先刑后民,在实际处理同一个法律关系时,民事法律关系可以有一个中止的状态,等到刑事法律关系终止之后再进行。裴长利则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刑法内部得到解决。

关于“非吸和集资诈骗的案件定案难度”问题,肖凯和赵景梅从公诉人的角度提出,在实行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对呈现在法庭上的证据要求相当严格,检察机关要凭证据来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数额、罪名的性质。而非吸所涉及到的民众非常多,检察机关要面对涉案的所有人,既包括犯罪嫌疑人,也包括投资人,每一个证据,都要去一一印证,这就增加了办案难度。刘海清从辩护人角度提出,这类案件侦办时间长主要原因是法律制度的相对不完善和司法资源有限。谢杰教授则提出解决思路,他认为一种侵害行为在性质上,往往分为对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的侵害,把这两个问题解释清楚能够分散大部分压力,把认定难的问题解决。

关于“行政机关怎样引导降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案率”问题,裴长利认为,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治理,应该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动性。行政主动性应该远高于刑法,或者说刑事法律应该属于被动局面,当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都不能解决时才能运用刑事法律。谢杰认为,刑法的介入往往是引爆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信息披露,应运用信息披露制度在风险爆发之前实现预防作用。肖凯指出,一要从源头上采取预防性措施,要有完善的事前审批监管制度;二要加强对老百姓的金融投资知识教育;三要通过监管技术和数据手段的完善来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在互联网金融企业经营过程中实现有效的事中事后的监管,从而减少出现涉众型的互联网金融的大案。

圆桌论坛结束后,原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作专家点评。他认为,刑法实际上是法律的一个方面,我们在讨论互联网金融刑事政策的时候,不妨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法律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呢?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讲,它应该是来促成市场的有效运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使合约能够达成非常便利,同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因此,法律最终的目的是保证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融资企业必须履行三大社会责任,第一忠实义务,融资者必须要以投资者的最佳利益来行事,不能化公为私。第二个注意义务,互联网金融公司平台应该有非常好的内控机制。第三个是信息披露的义务,他是欺诈还是一个靠谱的东西?他的回报是如何来的?他有什么业务基础?如果没有,编造出来,那很显然就是欺诈。他指出,未来我们应全方位不断努力,法律和监管需不断完善,投资者要不断成熟。而从立法角度、经济正常运作角度和法律本质来讲,就是要防止滥用市场机制来谋私,要不断完善市场的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强制性的行业准入要求等一系列监管要求和治理要求。

他表示,未来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在全球将是最发达的,同时又面临着巨大挑战,第一,要不断完善法律规则和基础制度建设,例如借鉴美国的经验发展个人征信制度;第二,立法要不断完善和进步,各类法律惩处要有足够的威慑力,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技术性的改进空间。第三,上海作为中国最为完整的金融中心,在金融的法律实践方面是全国领先的,期待上海的检察系统、法院系统以及律师们未来能做得更好。

本文来源:法治浦东公众微信号
    (2017-0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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